2015年1月12日，北京，清华大学。
顾屿觉得自己这辈子做过最难的事，不是在华尔街用一百二十五倍杠杆做空卢布，也不是跟国家最高层坐在一张桌子上谈国运。
是期末考试。
《国际关系理论》的教材摊在桌上，旁边压着一沓打印出来的复习提纲。
他盯着“建构主义”看了五分钟，脑子里却全是昨天陈橙发来的那封邮件。
“盗火者”第一批标的尽调报告。那家德国精密减速器厂商的财报结构很有意思，EBITDA利润率常年稳定在18%左右，但账上现金流极度紧张，负债端有一笔2016年到期的可转债……
顾屿用力闭了一下眼睛。
不行，先把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那套东西背完。
手机震了一下。
飞书消息。林溪发来的。
“百亿补贴首批签约品牌已覆盖47个，波司登、李宁、小熊电器意向合同已走完，张伟的法务团队和技术部正在连夜帮他们开通脉搏支付的专属数据接口。招商部反馈春节档坑位已满六成，按这个速度月底前可以全部铺满。”
顾屿回了两个字：“收到。”
然后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
他现在坐在宿舍书桌前，对面床铺上沈昭野正靠着枕头翻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脚丫子翘得比脑袋还高。
“哥们儿，你那个国关理论背到哪了？”沈昭野头也没抬。
“建构主义。”
“得嘞，我刚把新自由制度主义过完第二遍。”沈昭野把杂志往旁边一扔，
“说真的，咱们这专业期末考也就这样，去年我裸考也没挂。你至于这么拼？”
顾屿没搭理他。
不拼不行。上学期都飘到七十分边缘。
这个学期不认真就要补考，更浪费时间。
手机又震了。
这回是引力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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