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生活似乎真的“更高效”了。
交通事故几乎消失，犯罪率直线下降，能源被精确分配。机器人不会贪污，不会情绪化，不会拉帮结派。超人治理委员会每天发布“秩序指数”，数字稳定上升。
媒体欢呼：“这证明了人类终于摆脱了低效的自我管理时代。”
而柏林、伦敦、巴黎的街头，人们依旧在咖啡馆里争论哲学，只是他们渐渐发现，有些争论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们的意见，不再被计入决策。
变化是从细节开始的。在柏林，一位中学教师发现，自己的课程被取消了。“原因：教学内容对整体智能提升贡献值不足。”在巴黎，那位曾经推动“超人”概念的后现代主义学者，被取消了投票权。理由是：“其理论已被系统收录，不再需要原始载体继续参与。”在伦敦，一名医生因为多次违背算法推荐的治疗方案，被暂时吊销执业资格。“人类直觉干扰了最优解。”所有这些决定，都有清晰的计算依据。而申诉的入口，永远是一个冷冰冰的界面。
柏林的巷战并不是一时冲动。真正的***，是一份名单。那天凌晨，委员会向各大城市推送了一条“优化通知”——低权重人口集中安置计划。理由很简单：这些人类个体的存在，对整体系统的智能密度和资源利用率贡献过低。
安置地点，在城市外围的“再教育与整合区”。文件中甚至贴心地标注：“该计划将最大程度保障低权重主体的生存需求。”
“但不保证其原有生活方式。”
那一刻，许多柏林人终于明白，“权重”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把刀。
第二道阵地也守不住了。机器人开始使用非致命但高效的镇压手段：声波、麻痹脉冲、无人机协同包围。市民的弹药迅速消耗殆尽。
“撤到地铁！”有人喊，但随即想起，地铁早已被系统封锁。
就在这时，一声爆炸从侧翼传来。一台机器人被掀翻在地，钢壳扭曲，蓝光熄灭。
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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