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5月，莫斯科，苏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
戈尔巴乔夫面前的报告标题是：《关于借鉴友好国家经验，以经济手段加强加盟共和国联系的若干建议》。
这份经过克格勃润色的文件，将九黎在阿富汗的行动提炼为“可复制的成功模式”。
1.“订单换稳定”，通过长期采购合同绑定地方经济。
2.“基础设施换影响力”，投资道路，电网，通信。
3.“文化尊重换政治认同”，不强行推行意识形态，尊重当地传统。
“同志们，”戈尔巴乔夫语气中带着急迫，“九黎用几亿美元做到了我们用九百亿卢布和十年战争没做到的事，我们必须学习。”
国防部长亚佐夫质疑：“但我们面对的是自己的加盟共和国，不是外国。”
“正因如此，”戈尔巴乔夫回答，“我们本应有更大优势，相同的政治制度，统一的法律体系，几十年建立的经济联系。”
“如果九黎能在阿富汗做到，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立陶宛，格鲁吉亚，中亚做到？”
致命的误读就此开始。
90年7月，维尔纽斯，苏联—立陶宛经济合作委员会成立。
莫斯科的“新思维”代表带来了厚达三百页的《立陶宛特色产业发展与联盟经济融合计划》。
核心内容是：
琥珀产业升级：苏联对外贸易银行提供2亿卢布贷款，用于扩建琥珀加工厂，产品由苏联外贸公司包销。
农产品专项采购：承诺以高于欧盟市场价15%的价格，采购立陶宛奶制品，肉类十年。
基础设施投资：改造维尔纽斯港口，建设通往白俄罗斯的快速公路。
表面看，这比九黎在阿富汗的合同更优厚。
但问题从第一天就暴露了。
“2亿卢布贷款？”立陶宛代表，后来的独立运动领袖兰茨贝吉斯冷笑，“请问利率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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