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
“我读过你的论文《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东德文化政策的张力》。”顾客微笑,“写得很好,尽管为了通过审查不得不自我设限。”
彼得的心跳加速。
那篇论文他只给几个朋友看过手稿,从未发表。
“你是谁?”
“我是九黎社会科学院的访问学者。”
“我们正在开展一个研究项目:冷战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多元实践与遗产。”
顾客递过名片。
“我们想邀请你参与,作为东德文化领域的亲历者和分析者。”
“项目为期三年,经费充足,可以在西贡,吉隆坡或新加坡进行研究。”
“成果可以全球出版。”
“为什么找我?我只是个被解雇的讲师。”
“因为你是少数真正理解东德文化矛盾复杂性的人。”
“西方学者要么全盘否定,要么浪漫化怀念。”
“我们需要理性的分析,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审判。”
顾客停顿,“而且我们知道,你当年为斯塔西提供的情报,主要是关于西德文化界对东德的误解和偏见,你实际上是在试图改善双方的认知,虽然用了错误的方式。”
彼得感到眼眶发热。
统一后,所有人都把他当成告密者,没人问过他为什么那么做。
“我需要做什么?”
“撰写回忆录和分析,参与学术研讨会,帮我们理解:一个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如何运作,在哪里失败,在哪里有值得保留的价值。”
顾客压低声音。
“另外,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当代欧洲文化界的观察。”
“不是间谍活动,是文化情报,哪些思想家在影响欧洲对亚洲的看法,哪些媒体渠道可以成为对话平台,哪些文化项目可以促进相互理解。”
彼得明白这是双重角色:学者兼情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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