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部分已经改了三个版本了，每一版都差一口气。差在哪里她说不清楚，只知道弹到那个位置的时候，胸口的那团东西没有被完全推出来。
她停下手，低头看着五线谱纸。铅笔痕迹深深浅浅地叠在一起，有些地方被橡皮擦得纸面都起了毛。
从那天三年前在那个小酒馆签下合同起，她就再也没有站上过任何一个舞台。
她被安置在这间录音棚里，每天的工作就是唱歌。板仓定期送来曲目清单和导唱带的音轨，她录完，交带子，回公寓。偶尔和录音师交流几句技术细节，大部分时间独处。
最初的半年是最辛苦的。
她第一天走进录音棚时，什么都不懂。连监听耳机的佩戴方式都不对——戴得太紧，三十分钟之后耳廓就开始发红、发疼了。
录音师隔着玻璃窗做了一个手势，她没看懂。后来录音师走进来，帮她把耳机的头梁调松了两格，将侧面的海绵垫翻折到耳廓外侧而非压在上面。
“轻一点就好。”录音师说。
那天录了一整个下午，八首歌。每首都录了四到五遍。回公寓之后她把自己的录音带放出来听，第一遍就按了暂停。
太紧了。
嗓子在发力，气息在撑，高音区像是用手指去够一个勉强碰得到的架子顶层——够到了，但姿态很难看。
第二天她六点就到了棚里，比工作时间早了三个小时。戴上监听耳机，一个人对着话筒练。
然后是一年、两年、两年半。
变化是从第二年的秋天开始变得明显的。
有一天她录一首中板情歌，副歌的最高音是一个降A5。以前碰到这个音，她需要提前一个小节调整呼吸、收紧腹部、把声音往前“推”上去。那天她按照惯例做了准备动作——然后发现那个音自己就出来了。
轻轻地，稳稳地，像水面上浮起的一片叶子。
录音师在对讲里安静了两秒，然后说了一句：“嗯，就是这个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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