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看了我几天，认定我以前大概是小会社里的课长，犯了什么事才跑来做临时工。
我没有解释。
“课长”已经是那时的我听起来很体面的身份了。
坂本教我怎样用膝盖顶住袋底，怎样把重量从肩膀挪到背上，也教我在雨天先看脚手板有没有浮泥。
他说这些话时总带着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像是嫌我死得太快会拖累整组人的进度。
两个月后，一块没有固定好的木板从二层掉下来。
是他把我推开的。
木板砸中了他的右手，食指断了。
现场负责人让人送他去医院，第二天便开始计算还能不能把他的工资从本月人工费里扣掉。
我听见他们在临时办公室里谈这件事，推门进去，说工伤应该由会社承担。
负责人抬起头，问我算什么东西。
我张开嘴，又一次差点报出自己的名字。
最后我只说，木板的固定检查表是现场主任签的，昨天下午也有人报告过二层缺少卡扣。
若把责任推给坂本，他就去劳动基准监督署，我愿意替他作证。
负责人盯着我看了很久。
那是田中健第一次在工地上和管理人员争执。
结果并不光彩，我被调去最累的卸料组，连续做了十二天夜班。
坂本的治疗费却由会社付了，休养期间也拿到一部分工资。
他回来以后请我喝酒。
两个人坐在高架桥下的小店里，他用只剩四根手指能够活动的右手端起酒杯，笑着问我，以前是不是做过工会的人。
我说我以前管过工厂。
他以为我在开玩笑，笑得差点把酒喷出来。
我也跟着笑。
那是破产以后，我第一次觉得“西园寺健次郎”这个名字有些可笑。
我确实管过工厂。
几百名工人的工资、原料、机器、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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