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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又压得很短，再拉长。
我走到江边，东海岸。
防波堤很宽，我坐在边缘，双腿悬空，下面是漆黑的江水。
我想起了子轩哥那双弹钢琴的手，现在安静地放在白色的床单上，插着输液管。
小时候，经常在子轩家里练琴。
他弹肖邦，我拿着玩具在旁边听。
他问我以后想做什么？
我说继承我爸的公司，赚很多钱。
他说他想开音乐会，在全世界巡演。
那时他的眼睛很亮，还没有被那些药物侵蚀得浑浊。
后来他的病发作了，钢琴课停了。
那架斯坦威在客厅里落了灰，盖着白色的绒布。
手机又开始震动：“回家，现在。”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按下了关机键。
第二天中午，我在ICU外的长椅上被护士叫醒。
她告诉我，林子轩醒了。
但那句“醒了”没有任何好消息的意味，因为她的表情很凝重。
我冲进去。
子轩哥躺在那里，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
我走到床边，轻声叫他：“子轩哥？”
他转过头，看向我。
然后，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那种纯粹得没有一丝杂质的恐惧。
他猛地往后缩，扯动了输液管，监护仪发出刺耳的警报声。
“别过来！”他尖叫，声音嘶哑.
“你们都想杀我！赵瑞呢？王硕呢？他们在哪儿？他们是不是在外面等我？”
护士冲进来按住他，给他注射了镇静剂。
他的身体在白色床单下扭动，像一条被钉在砧板上的鱼。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已经没有我了，没有我们从小到大的记忆，没有那个会笑着说“我又在吃糖豆了”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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