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晚秋站在卧室中央，手心里的平安符已被汗水浸湿。房间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挂钟的滴答声机械而执着，提醒她时间的流逝。
“穆晚秋。”她对着玻璃上的倒影说，声音轻得像叹息。
窗外，维多利亚港的灯火如星河倒悬。这是香港，1951年的香港，与她熟悉的天津、北京全然不同的世界。三天前，她以“海棠”的身份抵达这里，带着新的身份和新的使命。
衣柜里挂满了真丝旗袍，藕荷色绣梅花的，墨绿色镶金边的，绛紫色滚银边的。梳妆台上摆着法国的香水，英国的面霜，美国的唇膏。这些都是组织为她准备的道具，用来装扮一个叫做“穆晚秋”的女人。
她取出一件藕荷色绣花睡衣，走进浴室。热水冲刷着身体，也冲刷着过去的痕迹。镜子里水汽氤氲，人影模糊。她想起在北京文化局的宿舍，那张硬板床，那个烧煤的炉子。
擦干身体，她坐到梳妆台前，打开那支正红色口红。颜色浓郁得像血。她对着镜子涂抹。
“像吗？”她轻声问。
没有人回答。
她擦掉，重新涂了一遍。这次好多了。
第二天早晨七点，穆晚秋准时醒来。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木地板上划出一道道光痕。她洗漱，化妆，穿上浅灰色旗袍，外搭米白色针织开衫，头发梳成发髻，别上珍珠发簪。
镜子里的人完全变了。不再是穿列宁装、梳麻花辫的女干部，而是一位温婉优雅的香港太太。
九点整，陈子安准时出现。车子驶下山道，香港的早晨热闹非凡，报童叫卖报纸，黄包车夫在车流中穿梭，茶餐厅里飘出奶茶和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先去梁家。”陈子安说，“梁太太和家慧在等您。”
梁家住在跑马地的一栋三层洋房里。车子驶进铁门，一个穿着旗袍的中年妇人快步迎上来：“晚秋！你可回来了！”
这就是梁太太，圆脸，慈眉善目，说话带着广东口音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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