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四年的春天，辽东大地上吹过的不再是带着豆香的暖风，而是混杂着草鞋腐臭与火药焦味的肃杀。
从直隶、山东、河南一路北上的淮军，像是一条破烂的长蛇，在大清的官道上缓缓蠕动。对于赵大龙来说，这本该是赵家楼生意最红火的季节，但董秀兰却看着账本，眉头拧成了死结。
“振东，你看看这几天的流水。”秀兰将账本摔在桌上，指着那一连串只有零星碎银的记录，“官兵闹事，已经到了咱们家门口。这哪是来保家卫国的？这简直是来催命的。”
赵大龙坐在一旁，抽着旱烟，没说话。他知道秀兰在愁什么。此时的大清朝，虽然名义上用的是同一种白银，但关内外的购买力早已是云泥之别。
在淮军老家的豫鲁地界，白银是稀罕物，一两银子能买百斤大米，足够一个农户吃上整月。可是在东北，在这个董、赵、杜三家利用机械榨油、拔根开荒、与洋行直接交易鹰洋的“暴发户”领地，白银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贬值。
随着大豆源源不断地换回外洋的溢价，东北的物价对比关内，几乎翻了三四倍。一个普通的淮军士兵，月薪名义上是四两银子，克扣之后到手不过两三两。在老家，这能养活一家老小；可到了新民府的街头上，这笔钱竟然买不到三只赵家特制的熏鸡。
矛盾的爆发点，往往就在一碗酒、一只鸡上。
这天午后，几个淮军的哨长带兵闯进了赵家楼。这些南方的士兵，大多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灰布号衣，脚下踩着早已烂透的草鞋，露出被冻得发青且长满冻疮的脚趾。
他们看向新民街头那些穿着西洋机织布衣、面色红润、碗里盛着猪肉炖粉条的当地百姓时，眼神里透出的不是同胞的温情，而是深切的仇恨与贪婪。
“一只熏鸡，你要老子一两二钱银子？”一个脸颊深陷的淮军什长，猛地拍响了柜台，声音里带着绝望的愤怒，“老子在朝鲜边境拿命换钱，一个月才四个子儿，你这一只鸡就要了老子半个月的卖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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