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利害。这不仅是军事账，更是政治账。
不久之后，一封加急电报发往了天津卫的领事馆和李中堂的签押房。都统在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提到了“东北物价腾贵，陆路军心受挫”的实情，并建议租用外轮。
李鸿章看着报告，眉头紧锁。他作为大清的“裱糊匠”，自然知道赵大龙所言非虚。陆路行军不仅慢，更会让士兵在与百姓的物价冲突中丧失最后一点纪律。最终，清廷果然下令租用了英国高升号（Kowshing）等轮船进行运兵。
然而，赵大龙和这位都统都未能预料到的是，他们基于商业逻辑和国际公法的最优选择，却低估了邻居日本人的野心——他们不敢惹英国人，但他们敢于在公海上，将载着中国士兵的英国船直接送入海底。
一八九四年的春天，赵大龙站在赵家楼的顶层，看着那些继续向北挪动的灰色人影。他通过商人视角看到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却没能看透这场战争最血腥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