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过去十年跟踪研究的‘暴力行为触发模型’。”他解释，“纵轴是生理易感性，横轴是环境刺激强度。可以看到，当高易感性个体遭遇高强度刺激时——比如童年虐待、社会排斥、极端贫困——暴力行为的概率会达到78%。”
台下一片哗然。
陆秉章等了几秒，继续说：“但请注意，这个模型里有一个关键变量：道德框架。”
他放大图表的一个角落。
“如果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被植入了稳定的道德判断体系——比如法律观念、宗教教义、家庭伦理——那么即使生理易感性高，环境刺激强，暴力行为概率也会降至32%。”
他停顿，环视全场。
“这意味着什么？”他自问自答，“意味着暴力不是必然，它是可以被预防的。通过早期干预，通过教育，通过构建正确的道德认知。”
又一个学生举手。
“陆教授，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比如清除社会上的‘坏人’，这算精神病吗？”
这个问题让陆秉章的眼神微微闪烁。
0.3秒的延迟后，他回答：“这要看他的‘天道’标准是否稳定，以及——”他刻意停顿，制造悬念，“是否有人给他制定了这个标准。”
台下安静。
“什么意思？”学生追问。
“我的意思是，”陆秉章缓缓说，“当一个人用私刑代替法律时，我们要问：是谁告诉他，他有权力审判？是谁给了他标准？是他自己，还是某个……外部系统？”
他说“外部系统”时，目光扫过前排的政法干部。
有几个人的表情变得微妙。
“所以您认为，有些犯罪者其实是被‘编程’的？”另一个声音响起，来自媒体区。
陆秉章看向提问者——是《东海日报》的记者，他认识。
“我不喜欢‘编程’这个词，太机械。”他温和地纠正，“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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