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判断。他的职责，是陪着这些人，用最专业、最人道的方式，走过生命最后那段最黑暗、最崎岖的路。他相信，在无可挽回的终结面前，保持尊严、减少痛苦，是医学能给予的最后，也是最珍贵的慈悲。
他最后看了一眼监护仪上那些跳动的数字，对护士点了点头，转身走出病房。走廊里光线柔和，墙壁刷成淡米黄色，试图营造一点暖意，但空气中弥漫的消毒水、药品和某种难以言喻的、属于衰弱身体的气息，让这努力显得有点徒劳。
“顾医生，”护士站的值班护士叫住他，“3号病房新来的那位林女士，情绪很不稳定，一直在哭，说疼，但又拒绝用镇痛泵，说怕‘上瘾’、‘糊涂’。家属也劝不动。您要不要去看看？”
顾维安脚步没停，只是转向3号病房。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啜泣，和一个年轻男人（大概是儿子）无奈又焦急的劝慰声。他敲了敲门，然后推开。
病床上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乳腺癌骨转移，疼得整个人蜷缩着，脸上全是泪水和汗水，头发黏在额角。看到医生进来，她像是抓住救命稻草，又像是更害怕，哭声猛地大了些：“医生……我疼……背，骨头里……像有锥子在钻……可是我不要打那个吗啡，我不要……打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糊里糊涂地死……我不要……”
她儿子红着眼圈站在床边，束手无策。
顾维安走到床边，没有立刻说话，只是先看了看床头挂着的镇痛泵——确实没开。他拿起听诊器，做了几个简单的检查，动作轻柔。然后，他拉过一把椅子，在床边坐下，视线与病人平齐。
“林阿姨，”他开口，声音不高，但很稳，带着一种奇特的安抚力量，“我知道您很疼。骨转移的疼，是癌痛里最厉害的几种之一，像您说的，锥子钻骨头，一点没错。”
病人似乎没想到医生会这样直接承认痛苦的剧烈，哭声小了点，抽噎着看着他。
“您不想用吗啡，是怕用了以后，脑子不清楚，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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