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家人好好说话，没法清醒地……走完最后这段路，是吗？”顾维安继续问，语气平静，像是在确认一个症状。
病人用力点头，眼泪又涌出来：“是啊……我……我想记住他们，想跟他们说话……不想迷迷糊糊的……”
“我理解。”顾维安点点头，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支笔，但没有立刻写什么，只是拿在手里，“但是林阿姨，您知道吗？剧烈的、持续的疼痛，本身就会严重消耗您的精力和意识。您会因为太疼而没法集中精神说话，没法好好看家人一眼，甚至因为疼痛带来的恐惧和焦虑，反而更‘糊涂’。疼痛，才是现在让您‘不清醒’的最大敌人。”
病人怔住了，连抽泣都停了一瞬。
“我们用镇痛药，不是为了把您‘麻倒’，让您什么都不知道。”顾维安的语气依旧平稳，像在解释一个简单的物理原理，“我们的目标，是把您的疼痛，控制在一个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比如说，从10分的剧痛，降到3、4分的隐隐作痛。让您能在不被打断的剧痛折磨下，喘口气，喝口水，跟儿子说几句话，甚至……睡个不那么痛苦的觉。我们会有专门的疼痛评估量表，您和护士随时沟通，我们一起调整药量，找到那个既能缓解疼痛、又不会让您过度镇静的‘平衡点’。好吗？”
他看着病人的眼睛，眼神里没有同情（那可能会被理解为怜悯），只有一种专业的、可靠的坚定。“您不是一个人在和疼痛打仗，我们是一起的。您告诉我有多疼，我来帮您调‘武器’。信任我，也信任您自己的身体，它需要一点帮助，才能让您最后的日子，过得……稍微像样一点。”
病人呆呆地看着他，眼泪还在流，但里面的恐惧似乎少了一些。她看了看儿子，儿子赶紧点头：“妈，听医生的吧，啊？您这样疼着，我看着更难受……”
顾维安拿起笔，在查房记录上快速写下调整镇痛方案的医嘱，同时口头对跟进来的护士说：“从最低剂量背景输注开始，联合一点非甾体抗炎药。每小时评估一次疼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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