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百年之国运，如此重要之事，竟因一纸空文而被耽搁，臣以为，此乃新法之弊，而非官员之过！”
“自古以来，朝廷用度，皆有常例，亦有变通,度支司掌管钱粮，理应有‘事急从权’之变通权力。”
“如今政务院一刀切，万事皆需预算，看似严谨，实则僵化无比，是真正的因小失大，必将贻误国事！”
“臣恳请陛下，废除《财政新法》，恢复祖制，将钱粮调度之权，还于户部！”
萧瑀的话掷地有声。
他不是在为钱守义辩护，而是在直接攻击政务院的新法。
他话音刚落，国子监祭酒，孔颖达，也站了出来。
他从另一个角度，对新法进行了批判。
“萧公所言极是！”
“圣人治国，讲究的是‘经权之变’。‘经’者，常法也；‘权’者，变通也。”
“政务院之新法，重‘算学’而轻‘人情’，重‘规矩’而轻‘时变’，此乃舍本逐末之举。”
“治国，非算学也，若事事皆以数字度量，那与商贾何异？我等士大夫之风骨何在？”
“臣以为，此法之根，在于豫王殿下所提倡的‘格物之学’，过于功利，而少了儒家之仁恕，长此以往，人心必然大坏，国本亦将动摇！”
孔颖达直接将问题上升到了“道统之争”的高度。
他这一开口，立刻得到了朝中大批儒臣的支持。
一时间，朝堂之上风向大变。
昨天还因为豫王新政而欢欣鼓舞的官员，此刻又开始窃窃私语，觉得萧瑀和孔颖达说的，似乎也有些道理。
毕竟，对于这些习惯了模糊和人情的古代官员来说，现代社会那种精确到分的预算和审计制度，确实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恐怖存在。
就在此时，一个新晋的身影站了出来。
是褚遂良。
他刚刚被长孙无忌举荐，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起居郎，一跃成为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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