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放下笔，“比的是双方的谈判筹码、心理预期、和对未来股价的判断。”
他回到电脑前，打开一个新的工作表，开始构建简易的对价测算模型。
模型的核心是几个关键假设：
1. 全流通后合理市盈率：参考国际同行，三一重工作为工程机械龙头，合理PE在15-18倍。当前PE仅12倍，有提升空间。
2. 业绩增长预期：公司过去三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28%，假设未来三年保持20%。
3. 对价支付意愿：大股东希望尽快完成股改，获得流通权，愿意支付合理对价。
4. 流通股东接受度：熊市四年，流通股东普遍深套，对补偿有较高期待。
输入数据，运行模型。
计算结果跳出：合理对价区间：每10股流通股获送2.5-3.5股。
陈默盯着这个数字。按照当前三一重工股价8.5元计算，对价相当于给予流通股东21%-30%的即期补偿。再加上股改后估值提升的预期，总收益可能超过50%。
“不低。”沈清如看着屏幕，“市场预期可能在10送2左右。”
“所以我们有超额收益的空间。”陈默说，“如果我们的测算接近合理值，而市场预期偏低，那么——”
“——那么在方案公布前买入，方案公布后就能获得预期差收益。”沈清如接话。
两人都沉默了。这不是简单的套利，而是一场基于深度研究的价值发现。他们需要判断：自己对合理对价的测算是否准确？市场预期是否真的偏低？大股东的底线在哪里？
风险在于，如果判断错误，或者博弈失败，可能面临亏损。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傍晚的深圳开始显现另一种活力——霓虹灯渐次亮起，写字楼里加班的灯光如星辰般点缀。
陈默站起身，走到窗边。车公庙的街道上，下班的人流开始涌现。那些匆匆走过的身影，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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