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靠机器。”陈默纠正，“是让机器帮你说话。”
他看着她：
“清如，你那些无法量化的东西，恰恰是最值钱的。因为别人量化不了，只有你能看到。如果我们能用机器把这些东西‘翻译’成数据，让更多人理解，那你的价值，就不是被稀释，是被放大。”
沈清如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夜色更深了。远处香港的灯火，有一些已经熄灭。
“陈默，”她终于开口，“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说。”
“如果有一天，机器真的能理解那些东西了——能读财报，能分析管理层，能判断时代浪潮——那我们这些人，还剩下什么？”
陈默看着她。
他知道这个问题有多重。
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是一个关于“人”的价值的问题。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和她并肩站着。
“清如，”他说，“你知道吗，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2008年，我们输在哪里？”
沈清如没有说话。
“我一开始以为是市场太极端，后来以为是模型失效，再后来以为是赵峰背叛。”陈默说，“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太依赖单一的东西。”
他顿了顿：
“我们依赖经验，但经验在极端情况下失效。我们依赖模型，但模型在范式转移时失效。我们依赖信任，但信任在压力下会崩。”
他转过头，看着她：
“所以，如果我们能建一个体系——有量化，有深度研究，有人的判断，有纪律执行——当其中一个部分失效时，其他部分还能顶上。那也许，下一次风暴来的时候，我们就能活下来。”
沈清如看着他。
“这就是你说的‘分工’？”
“对。”陈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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