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有一家量化机构，他的买卖行为对市场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有十家、二十家、五十家量化机构，都用相似的策略，那他们的集体行为，就会成为市场本身的一部分。这不是在交易市场，这是在交易自己。”
陈默盯着那些图表，沉默了几秒。“你说的这个‘策略共振’，最坏的情况会怎样？”
林枫翻到最后一页。那是一张模拟图，标题是《量化踩踏情景推演》。
“假设某一天，市场出现了一个不算大的利空，比如某只权重股业绩不及预期。在正常情况下，这可能只会让大盘跌个1%到2%。但现在，由于大量量化策略都设置了相似的止损线——比如下跌5%就止损——当这只股票跌了5%时，所有持有它的量化策略同时开始卖出。卖盘瞬间涌出，把股价打到了跌停。跌停又触发了更多策略的风控——比如‘单日跌幅超过7%强制平仓’。于是，第二天开盘，更多的卖盘涌出，形成踩踏。”
他在图上画了一个恶性循环的箭头。“这不是危言耸听。1987年美国股灾，部分原因就是当时流行的‘投资组合保险’策略——一种程序化交易——在市场下跌时集体卖出，引发了崩盘。2010年的‘闪电崩盘’，也是高频交易和量化策略的共振导致的。”
陈默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深圳4月的阳光，明媚得有些刺眼。他想起2008年，自己是怎么在系统性风险面前束手无策的。那时候，他不理解什么是“流动性枯竭”，什么是“正反馈循环”。现在，林枫在告诉他，一种新的、更隐蔽的系统性风险，正在悄悄积聚。
“开个会。叫上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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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里，林枫把刚才的分析又讲了一遍。这一次他讲得更详细，用了更多的数据。
“我做了一个统计，”他指着屏幕，“目前国内量化私募的管理规模，大概在三千亿到五千亿之间。听起来不大，但考虑到量化策略的高换手率——平均每年换手十到二十次——他们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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