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粒敲打着玻璃窗，细碎而密集，像时间本身在急切地催促着什么。已是腊月二十八，这座北方小城的冬夜来得格外早，不过下午五点，天色便沉得如同浸透了墨汁的宣纸。齐梓明站在自己狭小的房间里，那件洗得发白的蓝白校服整齐叠放在床边，像一只被抽去生命的蝴蝶标本。
他缓慢地环视这间住了十七年的屋子。墙壁上留着铅笔划下的身高刻度，从离地不到一米的稚嫩笔迹开始，一道比一道高，直到最高那道停在了一米六二的位置——十四岁，母亲去世那年。那些刻度不仅是身高的记录，更像是他人生被切割的断面，每一道线都划分着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时代。
客厅传来继母尖锐的笑声，像玻璃碎片刮过铁皮。电视里综艺节目的喧闹穿透薄薄的隔墙，主持人的夸张语调与嘉宾的假笑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背景噪音。父亲低沉的应答声偶尔穿插其中，像隔着一层湿棉被传来的闷响，模糊不清，缺乏棱角。齐梓明能想象父亲此刻的样子——微驼的背陷在沙发里，手中报纸半举不举，目光游移在电视屏幕和地板之间，永远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
他转身，手指抚过书桌上的初中毕业照。塑料封套边缘已经开裂，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母亲原本站立的位置因反复摩挲而泛白，照片表面的光膜被指纹磨去，露出底下略显粗糙的纸基。那是一张初夏午后拍摄的照片，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洒下来，在每个人肩头跳跃。穿着不合身西装校服的齐梓明被母亲搂着肩膀，两人的笑容明亮得刺眼——那是一种对未来毫无防备的信任，仿佛生活真的会像毕业典礼上校长说的那样，“从此海阔天空”。
晚饭时，电视机依然开着。继母把最后一道菜端上桌——白菜炖豆腐，零星几点肉沫漂在汤面，像某种含蓄的嘲讽。父亲端起碗，习惯性地先给继母的儿子小凯夹了块豆腐，然后顿了顿，夹了片白菜放到齐梓明碗里。
“多吃点。”父亲说，眼睛没看他。
齐梓明盯着碗里那几片几乎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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