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的腊月，是在一种极度压抑、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的氛围中到来的。
保定前线的战事陷入了残酷的拉锯与消耗，卢象升凭借地形和血勇，死死顶住了清军主力的轮番猛攻，但自身伤亡惨重，粮草弹药日渐匮乏，求援的文书已从“急切”变成了字字泣血。
京城之内，虽然虏骑未能破城，但恐慌并未消散，物价飞涨，流言四起，达官显贵暗中南逃者日增，一种大厦将倾前的末日景象悄然弥漫。
关于如何处置韩阳的朝议，在崇祯的犹豫、卢象升的力争和杨嗣昌的巧妙运作下，似乎渐渐有了倾向。
杨嗣昌“调韩阳赴东南漕运效力，以安其心，亦尽其用”的建议，在多次御前商议中，获得了不少附和。
理由冠冕堂皇：韩阳擅战，押运漕粮、清剿水匪亦需勇力；东南相对安稳，可使其远离边衅，静心思过；且升其官职，显朝廷宽宏。
崇祯虽对韩阳的“擅专”依旧耿耿于怀，但在杨嗣昌一再强调“北线有卢象升足可支撑，当集中资源剿寇”的逻辑下，内心天平已微微倾斜。
一道将韩阳升任“漕运参将”，即日赴淮安任职的旨意，已在司礼监草拟，只待最后用宝发出。
然而，就在这看似尘埃将定的时刻，那股被韩阳寄予厚望、甚至不惜行险推动的“暗涌”，开始在北方的冰原下，悄然汇聚、涌动。
最先察觉到异常的，是卢象升派往更北方、监视清军偏师和蒙古部落动向的夜不收。
他们回报，几支原本在宣大边墙外游弋、隶属于不同蒙古部落的骑兵队伍，近期活动突然频繁且诡异，似乎在有意识地避开明军主要哨卡和堡垒，向着宣大与京畿结合部的薄弱地带渗透。
这些蒙古骑兵规模不大，每支数百人，但行踪飘忽，目的不明，不像是大规模入寇的前奏，倒更像是在进行某种侦察或试探。
几乎同时，杨副将安插在涿州以北的哨探，也传回令人不安的消息：在涿州西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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