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六年二月，林溪收到一封从加沙发来的信。
信是奥马尔写的，很厚，足足有十几页。她拆开，一页一页地读：
“林溪：
你走了以后，这里更糟了。食物没了，水没了，药没了。医院关了，学校关了，什么都关了。
但我还在拍。
我拍那些饿死的人，拍那些被炸死的孩子，拍那些在废墟里找东西的老人。我拍了一千多张了。
那个布娃娃，我送给了法蒂玛。她七岁，父母都死了，一个人活着。她抱着那个布娃娃，像抱着全世界。
林溪，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这里每天都在死人，我也可能随时会死。但我不怕。因为我知道，那些照片，会被记住。
你会记住的。
奥马尔”
信的末尾，还有一行小字：
“莱拉的照片，我找到了。那天她写的日记，也找到了。我一起寄给你。”
林溪捧着那封信，手在发抖。
她翻到信封里，果然有几张照片。莱拉的照片，还有那个笔记本——莱拉的日记。
她打开日记，一页一页地翻。
那些字歪歪扭扭，是孩子写的：
“一月三日。今天有轰炸。我和妈妈躲在地下室，很害怕。”
“二月十七日。今天死了很多人。我看见一个弟弟，比我小，躺在路上。没人管他。”
“三月九日。记者姐姐来了。她给我拍照，还送我一个布娃娃。它好破，但很暖。她说，它会替她看我。”
“四月二十日。我又写日记了。记者姐姐说，写下来，就不会被忘记。”
“六月一日。今天是儿童节。没有礼物，没有蛋糕，只有炮声。但我有布娃娃。”
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
“八月十二日。今天有轰炸。如果死了，请记得我。”
林溪合上日记，眼泪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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