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量的摩纳哥法律文本被调取、翻译、分析。苏瑾聚精会神，如同在沙海中淘金。
“找到了。”她的目光锁定在摩纳哥刑事诉讼法第56条及相关条款，“根据摩纳哥法律，检察官在初步调查阶段，如有‘合理理由’怀疑某物品系犯罪所得或与犯罪行为有关，可以下令对该物品进行‘司法扣押’（saisie judiciaire），以保全证据或防止其被转移、灭失。这种扣押可以是基于检察官的单独决定，无需预先获得法官批准，尤其是在情况紧急、证据可能灭失的情况下。”
“合理理由（raisonnable indice）……”苏瑾沉吟道，“我们掌握的被盗记录、国际刑警红色通报、以及文物本身与阿斯特里翁基金会可疑交易的关联，能否构成‘合理理由’？大概率可以。但关键在于，由谁来启动、如何执行这个‘司法扣押’？通常需要摩纳哥警方的执法人员在场执行检察官的命令。我们无法在游艇上变出一个摩纳哥警察。”
她的思路快速转动：“那么，退一步，我们是否可以依据相关法律，以‘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我国政府作为文物的合法所有权主张方）的身份，在发现涉嫌赃物时，向物品所在地的执法人员（如果现场有，或者我们能迅速召来）提出‘报案’（déclaration）和‘保护性申请’（requête en protection），要求其立即对物品采取保护性措施，防止转移？这或许能更快地触发执法程序。”
阿九迅速检索相关判例和程序指引。“苏瑾姐，根据摩纳哥司法实践，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发现涉嫌犯罪的物品，特别是当物品处于可能被立即转移的风险中时（如在移动的交通工具上），可以向最近的执法机关或通过紧急司法渠道报案，并提供初步证据。执法机关在初步核实后，有权限对物品进行‘就地封存’或‘控制’，直至检察官或预审法官做出进一步决定。特别是当涉及国际犯罪（如跨国文物盗窃）且有国际组织通报支持时，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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