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的行动空间和主动性会更大。”
“很好。”苏瑾眼中闪过一丝亮光，“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现场抓手’之一。我们需要准备好极其完备、无可辩驳的初步证据包，在发难的同时，立即通过事先建立的紧急联络渠道，提交给摩纳哥警方、海关和检察院的指定负责人，请求他们依据摩纳哥刑事诉讼法第XX条（具体条款待最终确认）以及相关国际公约义务，立即采取行动，派遣执法人员前往‘海妖号’对涉嫌赃物进行‘控制’或‘扣押’。”
但她知道，仅凭“涉嫌赃物”和“可能转移风险”这两点，在游艇上那些非富即贵的宾客和背景深厚的拍卖方（阿斯特里翁基金会）面前，可能还不够分量。对方完全可以以“所有权争议需由法院裁定”为由进行拖延，甚至反诉。她需要更重的砝码。
“阿九，重点检索摩纳哥关于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犯罪（LCB-FT）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其中关于‘可疑交易报告’（STR）、‘资产冻结’和‘临时措施’的规定。以及金融情报中心（SICCFIN）在接到可疑报告后的反应时限和权限。”
另一套复杂的法律体系展开。摩纳哥作为金融中心，其反洗钱法律体系相对完善。
“根据摩纳哥法律，”苏瑾快速梳理着，“任何机构或个人，如有合理理由怀疑某项交易涉及洗钱或资助恐怖主义，有义务向SICCFIN报告。SICCFIN在初步审查后，如认为情况紧急、存在资产转移风险，可以立即通知检察官，由检察官下令采取临时冻结措施。而且，对于涉嫌洗钱的财产，扣押和没收的门槛和程序可能比普通刑事案件更为灵活和迅速。”
她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如果我们能现场提出有力证据，证明阿斯特里翁基金会在处理这三件文物时，涉嫌参与洗钱活动（例如，利用高价艺术品交易掩盖非法资金流动，或为来源不明的资金提供‘合法’渠道），那么案件性质就变了。从一个可能陷入漫长所有权争议的民事/文化财产案件，升级为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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