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与反占领、控制与反控制，在每一座村庄、每一条道路上反复上演。上海、北平，军统和特高课也是暗战不休，打探军情，刺杀汉奸，偷运物资，收买线报各种活动从未停止。
僵持之下，暗流涌动。
一九三九年的后半年，就在这种看似平淡、实则微妙的氛围中缓缓流逝。没有史诗般的决战，没有振奋人心的大捷，却在无声之中，酝酿着足以改变整个抗战格局的巨变。
而这其中，最颠覆原历史轨迹、最影响未来战局走向的大事，莫过于汪精卫的出走。
在原本的历史时空中，汪精卫作为国民党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长期与蒋介石明争暗斗。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汪精卫内心“中国必亡”的绝望日益加深。他既不相信中国能凭借弱国之力战胜工业化的日本，也不甘心始终屈居蒋介石之下。在绝望与野心的双重驱使下，他最终走上了“曲线救国”的叛国歧途，投靠日本，组建伪国民政府，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头号汉奸。
可在这个时空，一切都变了。
陈守义自民国二十四年进入金陵兵工厂开始，以超越时代的军工技术与战略眼光，一步步推动中国军队的装备革新与战术升级。中正式冲锋.枪、火箭筒、定向雷、新式高射炮……一件件武器提前列装部队；兵工厂提前内迁、物资提前储备、关键防线提前布置、军民动员提前展开。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打得更顽强，杀伤更多日军；南京保卫战，不再是单方面的溃败与屠杀，而是有组织的抵抗与突围；徐州会战、华中会战，韶关之战中国军队凭借更优的武器、更灵活的战术，一次次重创日军，虽弃守城池，却保存了主力，消耗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
整个中国战场，从一开始就没有出现原历史上那种一溃千里、亡国在即的绝望态势。
越打越稳，越打越有底气。
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信心不断增强，苏援、美援陆续抵达，国内民心士气始终未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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