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扉页上，写下了三个字——“朱修伯”。他不需要被人记住，可他需要被人知道。知道是他，把这些书从战火中救出来的；知道是他，让它们活在了架上；知道是他，替它们守了一辈子的孤灯。他不怕被人忘记，怕的是它们被人忘记。它们被人记住了，他就满足了。
他晚年，是在结一庐里度过的。结一庐，是他自己取的名字。结是结聚，一是唯一。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本书，立在结一庐里，立在风雨中，立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他一个人，住在仁和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目，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他不再藏书了。不是藏不动，是不想藏了。藏书是需要对手的。他的对手走了，他藏给谁看呢？
他把那些书，一本一本地翻，一页一页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他读了宋版《汉书》，读了元版《史记》，读了明版《文选》，读了那些他藏了一辈子的、救了一辈子的、爱了一辈子的书。他读着读着，眼泪就流了下来。他哭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说：“你们回来了。我等了你们一辈子。”它们没有回答。它们不会回答。它们死了。可它们的字，还在。它们的名，还在。它们的人，还在他的架上，还在他的心里，还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他笑了，笑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说：“好。不走就好。”
他没有等到那一天。他死了。死在他还来不及藏完最后一部书的时候，死在它们还没有全部回来的时候，死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可他还在等。不是因为他傻，是因为他不能不等。等，是他唯一的信仰。不等了，他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他活到六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仁和的结一庐上，落在运河的烟波里，落在它再也看不见的远方。他的《结一庐书目》，被他的后人刻了出来。他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读书，每于花晨月夕，披卷自娱。及长，遭逢乱离，备尝行役之苦。然此心未死，此志未泯。于兵燹之余，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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