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也好。你那个前同事，是不是今天结婚？你没去吧？”
“没去。转了礼金。”
“转了就行，转了就行。人不到礼到，道理上也说得过去。”母亲的声音听起来松了口气，似乎担心他连礼金都不给，“就是…西克啊，妈多句嘴，你这样老是独来独往，同事啊朋友啊的场合都不去，时间长了，人家会不会觉得你…太独了？”
“妈，我的目标不是让他们觉得我不独。”贝西克平静地回答，“我的目标是完成五年誓约。参加婚礼对完成目标没有帮助，反而消耗资源。他们怎么觉得，是他们的事，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我只需要对我的目标负责。”
母亲沉默了几秒，叹了口气：“妈说不过你。你心里有数就行。记得按时吃饭。”
“知道了妈。”
放下电话，贝西克将母亲的担忧也记录为“外部社会压力反馈”，但标注“不影响核心决策”。
傍晚，他开始撰写第三份周报。在“社交决策”部分，他简要记录了“前同事婚礼”案例，并附上了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他没有渲染细节，只是陈述事实与数字。
晚上八点，周报发布。在“本周反思”部分，他加了一段：
“关于‘礼到人不到’：这常常被视为一种折中或妥协。但对我而言，这是经过计算后的最优解。礼金，支付的是社会关系中的‘契约义务’部分，金额明确，一次结清。人到场，支付的是时间、情绪、注意力，这些是更珍贵且不可再生的资源。当契约义务与个人核心目标冲突时，我选择用可再生的货币，替代不可再生的时间与注意力。这不是冷漠，是资源优化配置。前提是，你必须有清晰的目标，并确信你的时间配置在长期能产生比维系这段泛泛之交更高的价值。”
发布后不久，他收到一条知乎私信，来自一个陌生ID，但内容让他停顿了一下。
“博主，看了您最新的周报。我今年二十六岁，性格和您描述的很像。下周我最好的朋友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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