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条中，‘乙方享有该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后面，对‘专有出版权’的定义范围，我认为需要进一步明确。目前的定义涵盖了‘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我建议增加限定，‘仅限于本合同约定的中文简体字纸质图书及配套电子书’。”贝西克的语速平稳，但措辞严谨。
“您的意思是，排除其他语种、其他载体，比如未来可能的有声书、影视改编，或者更广义的‘内容使用’？”林女士迅速理解。
“是的。专有出版权应严格限定在传统出版范畴。其他所有衍生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形态的深度开发（如音频课、训练营）、影视、游戏、周边商品等，其权利归属、开发方式、收益分配，均需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且我方拥有优先开发权和主导权。我不接受‘全版权代理’或模糊的一次性授权。”贝西克的语气不容置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传来林女士敲击键盘的声音。“明白了。这点我们可以修改，在‘专有出版权’后增加您提到的限定，并明确其他衍生权利的处理方式。不过，贝老师，按照行业惯例，出版社通常希望在合同期内，至少拥有优先协商开发衍生权利的机会……”
“可以约定优先协商权，但必须有明确的时候，比如出版社在得知甲方有相关开发意向后30天内需提出明确合作方案，否则视为放弃。且最终合作与否、如何合作，决定权在我。我不希望被捆绑。”贝西克打断道。
“好的，我们可以将此条款细化。”林女士应道，听起来并未感到意外，显然对贝西克的风格有所准备。
“第二，关于修改权限。我们之前达成的共识是，我对涉及核心观点、主体结构、关键案例的修改拥有一票否决权，编辑建议需经我书面确认。但在合同第八条‘作者的保证与承诺’中，有‘作品不侵犯任何第三方合法权益，且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的条款。我担心‘公序良俗’可能被扩大解释，成为干涉内容核心的借口。我需要明确，对内容的‘合规性’判断，应严格依据现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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