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不到一定销量，你们也不会亏损；如果达到了，说明我有权获得更透明的财务信息。这很公平。”贝西克逻辑清晰。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是更快的键盘敲击声。“我……我需要和财务及法务部门沟通一下。这涉及标准合同模板的修改……”
“可以。我等待您的回复。但我坚持这两点。透明和效率是合作的基础。”贝西克说。
“好的，我尽快协调。”林女士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压力，但依然保持着专业。
“第四，关于营销承诺。您上次提供的营销方案附件，我希望将其核心部分，特别是预算分配、关键渠道和预期效果评估指标，作为合同附件之一，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不是简单的‘尽力推广’。”贝西克补充。
“这……贝老师，营销存在不确定性，市场瞬息万变，完全写入合同作为硬性指标，对出版社来说风险太大，也缺乏灵活性。我们可以在附件中明确资源投入方向和力度，但具体效果很难保证……”林女士试图解释。
“我不要求保证具体销售数字，那是市场决定的。但我要求明确资源投入的承诺，比如在哪些渠道投入多少预算，举办几场什么规格的活动，联系哪些类型的媒体或KOL。这是可量化的承诺。如果连投入都无法承诺，所谓的‘重点推广’就没有意义。”贝西克毫不退让。
“……我明白了。我会将可量化的投入承诺整理成附件，但会注明‘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优化调整，但调整需经双方协商确认’，您看可以吗？”
“可以。但‘优化调整’不能成为缩减投入的借口。重大调整需我方同意。”贝西克接受了这个折中方案。
接着，贝西克又就合同中的交稿时间、校对流程、封面设计决策权、违约责任界定、争议解决方式（他坚持约定仲裁而非诉讼，认为效率更高）等十余个细节提出了修改意见或要求澄清。每个问题都直指要害，逻辑严密，几乎没有给林女士留下什么模糊空间。
整个通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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