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完善这份方案。
与此同时，在晚餐桌上，他简单向父母提起了这件事。
“我在和出版社探讨一种新的版税分成方式，将图书销售与我其他渠道的收入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挂钩。”他言简意赅。
父亲正在喝汤，闻言差点呛到，瞪大眼睛：“什么？跟你的其他收入挂钩？人家出版社能同意？你这不成了明抢吗？书是书，你其他赚钱的门路是别的，人家凭什么分你的？”
“这不是‘明抢’，是价值共享。”贝西克平静地解释，“书卖得好，会给我其他项目带来更多关注和潜在客户。如果出版社在宣传时，也能有意识地为我的个人品牌引流，那么它实际上参与了这部分价值的创造。分享一部分增量价值，是合理的。这能激励出版社不仅卖书，也更积极地参与整体生态的建设。”
“人家社里能听你这套？”父亲摇头，觉得儿子异想天开，“出书就给版税，天经地义。你还想让人家帮你拉别的生意？想得美！”
“传统不一定合理。新的价值创造模式需要新的分配模式。这是商业演化。”贝西克并不在意父亲的质疑，“如果对方不同意，我会坚持现有版税，但也会相应调整我对图书营销的配合程度和资源投入。合作的基础是利益一致。”
母亲听不懂太多，只是怯怯地问：“那……会不会把人家惹不高兴了，书就不给出了？”
“不会。合同已签，具有法律效力。我们现在探讨的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模式优化。即使优化不成，也会按原合同执行。这是商业谈判的正常部分。”贝西克给母亲吃了颗定心丸，尽管这颗定心丸是建立在冰冷的契约之上。
几天后，林女士回复了。C社内部经过激烈讨论，最终高层拍板，认为可以尝试这种创新模式，但必须极为谨慎，条款要严格限定，控制风险。他们同意进行一次专题电话会议。
会议中，除了林女士，还有C社的副总编、财务总监和法务负责人参加。贝西克面对质疑，再次清晰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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