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的提议虽然听起来复杂，甚至有些“异想天开”，但其内在逻辑是自洽的，甚至可以说是超前的。他不仅是在为自己争取利益，更是在试图重新定义作者与出版社在数字时代的价值分配关系。这对出版社而言，既是挑战，也可能是一个机会。
“贝老师，”林女士最终开口，语气慎重了许多，“您的这个想法，我个人认为很有启发性。但它确实涉及很多前所未有的细节。我需要和社里的领导，以及财务、法务、市场部门进行深入沟通。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而且，即使我们原则上同意探索，具体的挂钩指标、核算方式、分成比例，都需要非常非常细致的约定，避免未来的纠纷。”
“我理解。我可以提供更详细的方案草案，包括几种不同的挂钩模型、数据监测方法、以及风险控制条款。”贝西克早有准备，“我的核心诉求是建立一种更公平、更能反映综合价值、并激励双方共同做大蛋糕的分配机制。如果贵社愿意就此进行深入探讨，我们可以安排一次专题会议，邀请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参与。”
他顿了顿，补充道：“另外，作为对新模式探索的诚意，如果此‘价值延伸分成’条款能够达成，我可以在基础版税比例上做出微小的让步，或者承诺在合同期内，优先与贵社合作开发基于本书的特定衍生项目（如精装版、主题笔记本等）。这是一个对双方都有潜在增益的尝试。”
贝西克再次展现了他谈判的特点：目标明确，逻辑清晰，有进有退，并提供替代方案以增加对方接受的可能性。
林女士知道，这不是一个能立刻回答的问题。“好的，贝老师。请您将更详细的方案草案发给我。我会尽快组织内部讨论，并给您答复。不过，我需要提前说明，这个提议突破性很大，能否通过，我没有把握。”
“理解。期待贵社的积极反馈。”贝西克结束了通话。
他立刻开始着手准备详细的方案草案，将他的想法细化为三个可选模型，并附上了模拟数据测算和风险分析。整个周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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