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全部完成，净资金约六千五百万人民币已按计划进入税款托管账户。第二批涉及部分成长股的变现，已启动，正在寻找合适的市场窗口分批出售，预计未来四周内可完成，再筹集约两千六百万人民币。这部分资金到位后，将极大缓解我们应对英美税款的首期支付压力。”
陈默心算：六千五百万加两千六百万，总共九千一百万。接近之前预估的缺口上限。如果BPR成功，伦敦的税负可能大幅降低，这笔资金将绰绰有余。如果BPR失败，可能仍有缺口，但压力也已大大减轻。关键是争取到了时间。
“关于基金会资产的税务归属论证？”陈默转向下一个议题。
“Weber团队与列支敦士登税务局的沟通仍在进行中。对方要求提供更多关于你祖父设立基金会前几年的资金往来记录、以及基金会早期投资决策独立性的证明。我们正在与受托银行协调。这个过程比预期漫长，短期内恐难有确定性结论。我们必须继续基于‘基金会资产可能被部分计入应税遗产’的最坏情况来规划。”
“也就是说，基金会那条路，暂时仍指望不上。”陈默总结道。对此他早有预期。
“是的。”周律师确认，“接下来，是关于个人法律架构。你签署的遗嘱和持久授权书已完成公证和归档，基础防火墙已建立。关于你之前提到的，为父母设立不可撤销赡养信托的考虑，我让团队准备了一份初步的方案摘要，包括信托结构、资产注入方式、受益人权利、以及如何与现有的‘零花钱’额度衔接，会后发给你参考。但这涉及与家人的深度沟通和可能的法律文件签署，执行起来会比你个人的遗嘱复杂得多，也更容易引发家庭矛盾，需慎重评估时机。”
陈默点点头。为父母设立信托，是隔离家庭财务风险、设定长期赡养边界的终极方案，但现在显然不是好时机。他需要先把自己稳住。“我明白。这个先作为远期选项储备。目前继续通过额度支付必要医疗费，并维持‘艰难’叙事。”
“可以。”周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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