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想什么？”班纳特先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玛丽回过头。
“在想……”她顿了顿，“在想弗朗西丝现在在干什么。”
班纳特先生挑了挑眉毛。
“她不是在你脑子里吗？”
“是。”玛丽笑了，“但我觉得，她现在应该站在阁楼的窗前，看着楼下那条街。伦敦的街上人来人往，有人在卖报，有人在叫卖面包，有人刚下班往家走。她裹着那条旧披肩，看着那些人，等着下一个敲门的陌生人。”
班纳特先生看着她，眼里带着笑意。
“你把她写活了。”他说。
玛丽愣了一下。
“什么？”
“弗朗西丝。”他说，“你把她写活了。她现在不只是你脑子里的一个人，她是伦敦人茶余饭后谈论的对象，是苏格兰场探长破案的灵感，是巴黎出版商想引进的故事。她活了。”
玛丽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那双十一岁的手，指节纤细，虎口处有薄薄的茧——是常年握笔留下的。
她忽然想起威尔逊小姐。想起她临走前按在自己肩膀上的那只手，温热的。
“她早就活了。”玛丽轻声说，“从我第一次写下她的名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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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玛丽躺在床上，想着那个正在路上的布包。
八十七页手稿，坐着马车，摇摇晃晃地往伦敦去。大概三天之后，埃杰顿先生会收到它。他会拆开那个粗布包，把那叠纸放在桌上，开始读。
他会读到那个老人，那个继子，那把量胡茬的小尺子。
读到弗朗西丝站在尸体旁边，说“三天的时间，胡茬应该长出将近一毫米”。
读到那个年轻人脸色发白，最后被带走。
然后他会抬起头，想一会儿，然后开始安排印刷。
三个月后，伦敦的读者们就能读到弗朗西丝的第三个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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