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得越来越厉害，两只手死死绞在一起，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后来再想去说清楚，已经没有人愿意听了。我搬了三次家，他们还是能找到我。给我寄快递，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放着一张字条。”
“字条上写什么？”
许茂才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被吓了太久之后凝结成固体的恐惧。他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在发抖：“有些话，不该说的不要说。”
我攥紧了自己的衣角。然后一只干燥温热的手覆上我的手背，把我的手指一根根掰开，握在掌心里。动作很轻，像在做一件已经做过无数次的事。
“许先生。我们会再联系你。”
他站起身，递了一张名片给许茂才。许茂才接过名片，低头看了一眼，又抬头看我。浑浊的眼睛里浮起一层水光。
“江小姐，”他说，声音沙哑到几乎听不清，“你爸爸是个好人。他当时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那里面有两百多个工人的工资等着发。他是为了那些工人才没有为自己申辩太多。这件事憋在我心里三年了，再不说出来，我怕我到死都还不了。”
我没有说话。
不是不想说，是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沈渡的手指在我手背上轻轻握了一下。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站在楼道里了。感应灯还是坏的，灰尘在昏暗里浮动。他没有松开我的手。
“周彦川。”我开口，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寄快递的人，是周彦川对吗。”
“没有证据。”
“我问是不是他，你回答法律事实。沈渡，你知道是他。”
他没有否认。
“那你知不知道，周彦川的舅舅和那个主审法官共事过四年。那法官去年退休，今年年初进了周彦川舅舅开的律所做高级顾问。”
“知道。”
我攥紧他的手，指甲几乎陷进他的手背。“什么时候？”
“三年前。”
“三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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