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夫人，少帅这一去南京——会不会回不来？”
于凤至抬起头看着他。孙参谋跟了她很多年了，从秦皇岛仓库扩建就开始跟着她，经历过评审小组时代、皇姑屯、老虎厅、流亡北平，从来不在汇报工作时多问一句。今天他问了，说明整个北平留守处的人心都在悬着。
“他没有选择。委员长在西安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少帅亲自送他回去，是对这件事负责。我嫁给他这些年，每一次他上前线都是这么跟我说的——‘这是我应该做的’。九门口那次是，帽儿山那次也是。这次不是上前线，但道理是一样的。”
她把电报纸折好放进抽屉里，“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你通知下去，留守处从今天起所有人员轮值延长，电报房保持二十四小时值守。他到了南京第一件事是打电话回来报平安——我们得有人接。”
孙参谋应了一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少夫人，还有一件事。南京方面有人打电话来问——您对少帅的行动事先知不知情。电话是我接的，我说少夫人最近身体抱恙，深居简出，对外界事务一概不知。对方没再追问，但我担心他们还会再打来。”
“做得对。以后所有外线电话都由你先接。就说我身体不适，谢绝访客。”
孙参谋退了出去。于凤至在椅子上坐了片刻，桌上摊着那份还没核完的转运清单，最上面一行写着“磺胺库存——四十五天”。她重新拿起笔，把香港发来的几笔中转费逐项核对了一遍。自从日本人加强了珠江口的巡逻，中转费已经连续涨了好几个月，虞洽卿在电报里问要不要调整航线，她一直没有回复。
傍晚时分，电话响了。她接起来，电话那头是张学良的声音，线路很差，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隔着一整片雪原传过来。
“凤至，是我。”
“听出来了。你那边怎么样？”
“谈判结束了。委员长接受了条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明天我送委员长回南京。”
她把听筒从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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