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板上，一下一下，不紧不慢，跟几十年前在帅府账房里走出偏房时的步子一模一样。
闾珣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把那份公司章程翻开。第一页是母亲用铅笔写的总则，第一条只有一句话：每一笔支出都要有人经手、有人批准、有人核查，三栏分开，缺一个签字钱不能动。字迹清瘦有力，跟她在芝加哥钢铁合同备注栏里写的字一模一样。
他把章程从头到尾翻了一遍——采购流程、风控标准、仓位上限、审批权限，每一个条款后面都留了备注栏，备注栏里写满了小字，有的是补充说明，有的是修订记录，最早的一条备注日期是民国十八年。这本章程不是一次写成的，是从东北写到纽约，从被服厂写到华尔街，一笔一笔加上去的。
他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是母亲今天早上刚写的一行字：一九六五年春，闾珣接任日常决策。双签字制度继续执行。重大投资判定标准由闾珣自定，错一次改一次。备注：他六岁那年拨从一加到一百，错了三遍。第四遍拨对了，但不敢告诉我。现在我让他自己判断——判断对了继续，判断错了重来，跟当年拨算盘一样。
闾珣看完，把章程合上。他站起来走到铁柜子前面，蹲下身，打开最下面那层。
那只小算盘还包在绒布里。他小心打开绒布——算盘框子上的漆已经有些斑驳了，骨珠还是当年的样子，最右边那颗微微泛着暗金色的光，那是他六岁那年用手指拨了几十遍才磨出来的颜色。
算盘框左上角那个铆钉孔还在，孔洞边缘光滑，是他小时候拨算盘时总用手指去摸的地方。珠子上的铅笔灰还在，程师傅的凿痕还在，那张字条也还在——程师傅的字迹：民国十二年冬，给闾珣打了一只小算盘。母亲在旁边用铅笔补的那行字也还在：程师傅说铆钉孔不用补，留着。
他把算盘翻过来，背面那两个小字——闾珣——还清清楚楚。
他蹲在地上看了很久，然后把绒布重新包好，把算盘放回原处，关上柜门。铆钉孔不用补，现在还不到用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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