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错了怎么办？”
“判断错了也是学习。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在帅府查账查了十几年，照样有判断错的时候。民国十六年我进了一批棉花，价格压得低，但棉绒长度不够，纺出来的纱断头率太高，被服厂损耗比平常多了一成。程师傅验货的时候没说什么，只是在验收单上写了‘棉绒偏短，建议下批更换供应商’。他没说‘不合格’——那批棉花不是不合格，是性价比不高。我图便宜，忽略了损耗成本。那笔账我记了一辈子。”
闾珣想了想。“后来那批棉花怎么处理的？”
“照常用，但被服厂的损耗成本算在了采购预算里，不是算在工厂头上。我把这个窟窿补上之后，在采购单上加了一条备注：棉绒长度低于标准的棉花，折价部分要扣掉预期损耗再算总成本。这个备注后来成了被服厂采购的固定条款。你看，错了一次，补了一个窟窿，多了一条规矩。判断错了不可怕，可怕的是错了不改、改了不记、记了不传。”
闾珣没有再问。他把保险柜钥匙拿起来，放在手心里掂了掂。这把钥匙他见过无数次，母亲每次打开铁柜子取档案的时候都会从口袋里掏出来，看完档案再放回去，铜锁扣合上的声音他在隔壁办公室都能听见。
于凤至站起来，拿起桌上的大算盘。骨珠磨得发亮，最右边那颗泛着暗金色的光泽，那是她每次对完账最后拨的一颗，拨了大半辈子，磨出了凹痕。
“日常决策你来做。重大投资我联签。这个过渡可能需要一年，也可能三年——看你自己。我十七岁替于家商号对账，十九岁嫁进帅府查账，三十五岁的时候已经在修奉哈铁路了。你现在三十五岁，起步比我晚，但起点比我高。我三十五岁的时候手里只有账本和算盘，你现在有整家公司和这枚印章。但起点高低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把算盘抱在怀里，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铁柜子里最下面那层，有你六岁那年用过的小算盘。别忘了。”
她推门出去了。高跟鞋敲在走廊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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