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清清楚楚——申请的人知道需求在哪里，审批的人知道库存有多少，验收的人知道标准是什么。三把锁，缺一把都不行。
闾珣站在桌前，没有多解释什么，只是在散会前说了一句：这份报告锁进铁柜子，以后任何人都可以调阅。墨西哥湾项目的档案不销毁、不封存、不找借口。
会后他启动了一系列收缩策略。出售部分非核心资产弥补损失，将投资重心回归到航运和钢铁——母亲当年与科恩建立的交叉持股架构。
这个架构他用了二十年，知道每一根柱子的承重是多少。他没有急着寻找下一个大项目，而是把芝加哥钢铁和大西洋航运最近三年的报表重新翻出来，逐月核对库存周转天数和燃油补给周期。这两个数字他拨了几十年的算盘，拨下去的那一声脆响从来没有骗过他。他重新校准了基金会的风险敞口，把仓位上限从建议书封面那行红字重新抄了一遍，贴在办公桌玻璃板下面。
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把那份失败分析报告锁进铁柜子里，和墨西哥湾项目的全部档案放在一起。报告封面他写了八个字：一九八〇年墨西哥湾。风控失误。归档备查。字迹端端正正，跟母亲在军需档案上的字迹一模一样——不重不轻，恰好入纸三分。
他关上柜门，把那只小算盘从桌上拿过来放在报告旁边。铆钉孔正对着那行字。铆钉孔还在，程师傅的凿痕还在，珠子上的铅笔灰还在。他从这个孔开始，重新拨了一遍算盘——不是从一加到一百，是从他自己越过的红线开始，从“心里有底”这四个字重新开始。
每一颗珠子拨下去，磕在档位上的那一声脆响，都在告诉他同一件事：数据对，不等于判断对；判断对，不等于时机对。这三件事，他摔了这一跤才真正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