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到哈尔滨。他说他要先学会怎么铺轨,再修新路。”他笑了笑,呼出的白气在雪中散开,“和您当年一样——先修奉哈铁路,再想更远的事。”
风把清单的纸角轻轻掀起,铁轮子压在上面,纹丝不动。
“于小凤回榆树当了老师,她的学生里有几个已经能双手打算盘了。有个男孩才九岁,左手拨珠右手记账,他在课堂上举手说——老师我知道为什么账上差一个铜板底下就能差出一百个,因为每一个铜板都要从好几个人手里过,每一道都要签字画押。”
他顿了顿。
“基金会的事您放心。每一份名单我都替您看,每一个名字我都替您签。三签制还在用——彼得森退休前说风控后继有人,他说得对。规矩比人活得长。那只小算盘我放在您办公室的玻璃柜里,铆钉孔还在,珠子上的铅笔灰还在。”
他说完这些,往后退了一步,站直了身体。远处的汽笛声又响了一下,比刚才更低,像一把钝刀缓缓划过冰面。他忽然想起母亲说过的话——名字是一个人最干净的东西。于凤至这三个字,就是她全部的信誉。她不用头衔,不用碑文,不用任何装饰。她把答应的事都做完了,名字就够了。
他对着墓碑点了点头,像是母亲还坐在账房里看着他——目光专注、沉静,像在验一枚铜板的分量。
他拢紧大衣,转身往停车的地方走去。走出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风把清单吹开了几页,最上面那一页的第三个名字旁边,铅笔打的勾还在——浅灰色的,在雪光里微微发亮。
那个勾的力道和他母亲在芝加哥钢铁合同备注栏里写字时一模一样,端端正正,入纸三分。于小梅的名字排在这一页的最上面,旁边备注栏里那行小字还在:毕业后愿意回乡任教。
他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车里的暖气慢慢涌上来,他摘下手套,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了敲,像是在拨一颗看不见的骨珠。
母亲的大算盘现在锁在办公室的玻璃柜里,但他不需要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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