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五年秋天，闾珣年近九十。
腿脚不如从前利索了，出门要拄拐杖，拐杖头是张明远托人用旧钢板打的，上面也有一个铆钉孔。但他每天下午还是会坐在书房窗前那把旧藤椅上，翻一遍航运周报，然后拨自己那只小算盘。
藤椅是从办公室搬回家的，扶手上母亲手掌磨出的那两道印痕还在，颜色比旁边的藤条深了一层，像年轮。窗台上摆着那盆君子兰，是母亲当年搬进这栋房子时种的，现在长得比他肩膀还宽，叶子墨绿油亮，每年春天都开花。母亲说过，君子兰不娇气，给点水就活，跟东北的冻梨一样扛得住冷。
这天下午张明远从洛杉矶飞过来看他。推门进书房的时候，闾珣正坐在窗前拨那只小算盘。算盘框子上的漆已经磨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铁灰色，骨珠在午后的光线里泛着温润的光，每一颗都磨得发亮。
他拨得很慢，一颗一颗地拨，不是要算什么，就是听听珠子磕在档位上的那一声脆响。那颗最右边的骨珠微微凹进去一圈——是他六岁那年用手指拨了几十遍才磨出来的颜色，后来又磨了几十年，凹痕比从前更深了。
“爸，您在算什么？”
“没算什么。就是拨着玩玩。”闾珣把算盘放在膝盖上，手指还搁在最右边那颗骨珠上，没有拨下去，只是在摸。“这珠子比当年重了一些。”
“珠子怎么会变重？”
“珠子没变重，是手指头老了。”他笑了笑，把算盘拿起来放在儿子手里，“坐。”
张明远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这把椅子是他每次来看父亲时坐的，椅面已经被磨出了浅浅的印子。窗外哈德逊河上的渡轮正在缓缓驶出港口，汽笛声穿过玻璃窗传进来，低沉而悠长。
“我想起你奶奶最后一次教我打算盘——我都五十多岁了，墨西哥湾的窟窿刚补上，她靠在床头，把大算盘搁在被子上，让我拨一遍从一加到一百。我拨对了。她说你现在心里没底。那时候我不服气——数字对，为什么没底？后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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