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不同的文件——有时候只带一份转运站的照片，有时候带一叠物资清单。关东军情报课盯了他已经好几年，照片拍得很清楚：他在码头清点物资，他在签单室翻账本，他站在装满军火的货车旁边核对编号，他蹲在弹药箱上拿铅笔在标签上写字。
谢苗诺夫看着那些照片，一句话也不说。他在心里把照片上每一个被拍到的工友都过了一遍——老张在转运站干了十年，去年病死了；小刘调到海参崴分站，前年冬天在冰面上滑倒摔断了腿；还有几个是他亲手带出来的徒弟，现在还在绥芬河沿线各站守着。这些照片上都有他们的脸，但他不说，吉田就不知道他们是谁。
吉田把一叠转运单复印件摔在桌上。
“你替于凤至做了十几年转运，她的转运站从哈尔滨到海参崴，每一批钢轨和枪管都是你签的字。我们手里有你的签名样本——你签过字的转运单至少有几百份。你不说，我们也能查出来。”
谢苗诺夫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在心里把那些转运单的编号从头到尾过了一遍——民国十三年第一批钢轨，编号HRB-001；民国二十年第一批磺胺，编号HRB-S-001；民国三十一年最后一批钢轨，编号HRB-347。每一批的编号他都记得，每一批的签收人他都记得。
后来吉田开始动刑。水刑、电击、拔指甲——宪兵队的手段一样一样用在他身上。他被绑在一把铁椅子上，椅子腿焊死在地面上，每次通电的时候他的身体会猛烈抽搐，后脑勺撞在椅背上砰砰响。手指上的指甲被一把生锈的老虎钳一片一片拔掉，右手食指和中指肿得像两根胡萝卜，血凝固了又被水冲开，冲开了又凝固。但他还是什么都不说。
吉田最后一次来审讯的时候，把一份转运单存根放在他面前。
那是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最后一批钢轨的存根，纸张已经有些皱了，但字迹还清清楚楚——签名栏里是他的笔迹，潦草但端正，每一个字都入纸三分。旁边还加了一行小字：本批钢轨已验收入库，质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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