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着几艘小型货轮和渡轮。木质的码头栈桥被海水浸得发黑，走在上面咯吱咯吱响。码头上有一排木质长椅，面朝河面，椅背被海风吹得有些发白。
她走在前面，手杖点在栈桥的木板上，一下一下，不紧不慢。麦考利跟在后面，手里还提着那只旧皮箱。两人在长椅上坐下来。对岸的货轮正在缓缓驶出港口，汽笛声低沉而悠长，桅杆上的旗帜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麦考利叼着烟斗，她看着远处的船。谁都没提天津港那些事——扣货、备案、深夜在海关仓库里翻找磺胺的批号。那些事在他们心里都记得清清楚楚，不需要说出来。它们就躺在那里，像哈德逊河底的沉船，不用打捞，但永远在那里。
码头上偶尔有装卸工推着小车经过，车轮碾过水泥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一只海鸥落在长椅扶手上，歪着头看了他们一眼，又飞走了。哈德逊河上的渡轮靠岸了，乘客鱼贯而出，有的提着公文包，有的牵着孩子，没有人注意到长椅上这两个老人。
麦考利从口袋里掏出一罐黑啤酒，打开喝了一口。
“夫人，要不要尝尝？利物浦特产。”
“我不喝酒。”
“那您不喝，我替您喝。”
“你的酒馆怎么样？”于凤至问。
“关了。去年关的。生意不好，利物浦的码头也萧条了，年轻人都不愿意去酒馆喝酒，改去那种放音乐的俱乐部。我在酒馆里挂了一张天津港的照片——就是码头那张老照片，您见过的。有客人问这是哪，我说是天津，他们说没听过。我说你们没听过的港口多了——有些港口不在航海图上，在人心里。”
他把烟斗点着，吸了一口。烟雾被河风吹散，很快消失在暮色里。
“夫人，您还记得天津港那次扣货吗？民国十四年，那批磺胺被日本人扣在日租界仓库，您连夜到工部局找我做备案。那天晚上我在海关仓库里等电话，抽了一整夜烟。这个烟斗就是那次之后买的——原来的那个在仓库门槛上磕断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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