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和梧桐已经长得极粗了，两棵树的树冠在空中交错，金黄的银杏叶和褐色的梧桐叶一起落下来，铺满了通往墓碑的小径。
他在墓碑前站定。墓碑上只有名字和生卒年份：于凤至，一八九七——一九九〇。其余的字一概没刻。碑前已经堆了一小堆铁轮子，大大小小几十只，有的旧得发暗，边沿被雪水浸得生了薄锈，有的还泛着新打的钢光，每一只上面都有铆钉孔。旁边放着几束干花、几份叠得整整齐齐的受助学生名单、一个已经褪色的旧烟斗。
他蹲下身，把学位证书放在墓碑前，压上自己那只铁轮子。
铁轮子是他自己用旧钢板打的，在车间里敲了好几个下午。他没有学过打铁，手艺粗糙，铆钉孔钻得有点歪，不像程师傅打的那么端正，但每一锤下去他都在想一件事——这个孔是留给下一代人的。他爷爷在延安的窑洞里用铅笔在图纸上画了第一条红线，他现在用铁锤在钢板上敲了第一个铆钉孔。工具不同，力道一模一样。
“夫人，我叫刘小军。我爷爷是陕北延安人，就是当年那个想修铁路的男孩。他在您基金会的资助下考上了西安铁道学院，后来修了西延铁路。他在图纸上写过一句话——此线始于奉哈铁路。先修奉哈，再修西延。
我小时候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我学了他的专业，也当了铁路工程师。我在地图上量过——您修的奉哈铁路，从奉天到哈尔滨，直线距离五百多公里。我设计的高铁支线，从米脂到绥德，只有四十多公里。公里数不一样，但方向一样——都是往东北。”
他站直了身体，对着墓碑鞠了一躬。银杏叶从头顶飘下来，落在他肩上。
“您当年修奉哈铁路的时候，满铁控制了大连港，您没有跟满铁竞价，绕开大连港，从哈尔滨走到海参崴。多花了时间，但路线更稳。我爷爷修西延铁路的时候，黄土高原上没有路，他把图纸摊在窑洞教室的课桌上画了第一张草图。
现在我修高铁，没有人在卡我的运费，但我记住了您说过的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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