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心气上的。她做事太稳了，稳得像一把卡尺，量什么都是一丝不差。而我连自己的脾气都量不准。
后来我开始在深夜推门进去。她拨她的算盘，我坐在炭火盆旁边，不说话。她从来不问我从哪里回来。有一回我在炭火盆旁边加了一铲炭，她头也没抬，只是把算盘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腾出一块地方。
“你放那边吧，别烫着手。”
她没有说谢谢，我也没有说话。
九门口血战，我在前线。她在后方守补给线，每天一封电报。
“今日伤亡过半。”
“绷带五天后到。”
“阵地还在。”
“磺胺已发。”
“我没死。”
“你别死。”
我们之间所有的感情交流都缩减为电报的简码和物资的清单。我从来没有在电报里写过“想你”，她也没有。但我知道，每一批绷带、每一箱磺胺、每一车冬衣，都是她写给我的信。
我收到绷带那天，打开箱子，看见上面印着“奉天被服厂”几个字。我认得那字迹——账本上她也是这么写的，端端正正，入纸三分。我把绷带包拆开，纱布雪白，没有一丝跳线。她大概在纺车前守了好几天。她从来不说，但我知道。
我负伤回奉天养了几个月。她每晚替我换药。纱布叠几层，药膏抹多厚，绷带缠几圈，每次都一样，不多不少。
“九门口打到最后，能站着的不到一半。”
她换药的手停了一瞬。就一瞬，然后又继续缠绷带。她没有说“你受苦了”，也没有说“以后别上战场了”。她只是把绷带缠好，端着药盘走了出去。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伤口，忽然想，这个女人的心疼也是验过枪的——每一丝都量过，不多不少，刚好够我感觉到，又刚好不够我说出口。
西安事变后我被软禁在雪窦山。她抱着算盘和账本进山陪我。她每天天不亮起来坐在廊檐下翻账本、写合同、给纽约分公司发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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