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她身后看她拨算盘，她的手指还是跟以前一样稳，但头发白了，白得比我快。
“你的头发白了很多。”
“年纪到了。”
“是在山上熬的。”
她没有接话，继续拨算盘。我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欠她太多，多到用几辈子也还不清。我不敢看她的眼睛，不是因为她眼神里有责备——是因为没有责备。
她从来没有责备过我。我负伤的时候没有，我软禁的时候没有，连我在外面风流的时候也没有。她只是拨她的算盘，磕她的骨珠，记她的账。这种沉默比任何责骂都更让我心里发虚。
她发现腋下硬块那天，是赵一荻告诉我的。
“大姐腋下有个肿块，已经八个多月了。”
八个多月。她从雪窦山到沅陵，一路颠簸，一路替我挡着宪兵的盘问，八个多月没有吭一声。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没有睡着。不是不想睡，是凤至的事情比困更重。八个多月。她大概每天都在算自己还剩多少时间，但从来没有让我看出来。
她走的那天是清晨。我把算盘放进她的藤箱里。
“算盘还给你。我用不惯。”
“你用不惯也得用。以后没人替你拨珠子了，你自己拨。”
她接过去，拨了一下最右边那颗骨珠，声音跟十几年前在帅府账房里一模一样。然后她上了马车，头没有回。我站在山门口看着马车转过山弯，晨雾慢慢合拢，什么都看不见了。
她签字离婚的时候我没有去。闾珣进来说了一句话。
“妈签完了。你要不要去看看她？”
“不去了。”
我不敢看她签字的样子——我知道她签字的时候手不会抖，字迹会跟平时一模一样，端端正正。她越是从容，我越是不敢面对。
一九五五年她签完字，把我交到了一荻手里。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我和一荻在台北正式结了婚。婚礼在杭州南路一位美籍友人的家中，陈维屏牧师证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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