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面很小，只有几位亲友在场。一荻那天穿了一件素色旗袍，没有戴太多首饰。她接过结婚证的时候没有哭也没有笑，只是说了一句话。
“这张纸我等了三十五年。”
她十六岁跟了我，从奉天到雪窦山再到台北，端茶送药、培土种树。她从来不问我什么时候给她名分，从来不抱怨。她父亲当年登报和她断绝关系，把她从赵家除名，她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过一个字。
我把她从一个高官千金变成了一个没名分的女人，又把一个没名分的女人变成了我的妻子。她这辈子从跟了我，就再也没有回过赵家。
一九九〇年深秋，凤至走了。闾珣打来电话。
“爸，妈走了。她走的时候手还搭在名单上，名单最上面那一页第三个名字旁边，铅笔打的勾还在。”
“知道了。”
我挂了电话，没有开灯。手里握着那把算盘，骨珠被磨得光滑如镜。我轻轻拨了一下最右边那颗珠子，那是她每次对完账最后拨的一颗。骨珠在安静的房间里发出一声脆响。
这一声脆响，和她在帅府账房里拨了几十年的声音一模一样。她把算盘还给了我，我留了一辈子，还是拨不对。她从来没教过我，我也从来没学会。
凤至，你说各人有各人的账。我这辈子欠了很多账。你的账——谢谢你替我拨了大半辈子。你们俩——一个替我守江山，一个替我守灶台。我这辈子欠了两个女人，还不清。
一荻，灶台上那碗绿豆汤，不知道大姐喝到了没有？
凤至，算盘你还给我了，可我用不惯。那颗骨珠还在响。你听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