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既然进了帅府，就是帅府的人。缺什么跟管事说。”
“谢少奶奶。”
我微微低着头，但没有弯腰。不是不懂规矩，是不想弯腰。我的骄傲不允许我弯腰——我不是来乞求位置的，我是来守一个人的。她大概看到了我眼底那份倔强，但没说什么。后来慢慢熟了，我发现她和我原来想的不一样。她不会嘘寒问暖，但会在我生病的时候让人送药来。有一次我半夜咳嗽，第二天早上门口放了一碗川贝炖梨。
“这碗梨是谁放的？”
“少奶奶让灶房煮的。”
我没有去道谢——她不需要，我也不习惯。两个骄傲的女人，谁都不肯先把软话说出口。
九门口血战那年帅府里空了一半。汉卿在前线，她在后方守补给线。我守帅府。每天照常煮茶、叠衣服，但琵琶不弹了——怕吵到她。她在账房里彻夜拨算盘，我在灶房里彻夜熬银耳羹。熬好了放在账房门口，不敲门。第二天早上银耳羹的碗空了，洗干净了，放在灶台上。我知道是她放的，她知道是我熬的。
这些话从来不需要说出口。我在这个家里的位置不是用眼泪换来的，是用一碗一碗的汤、一件一件叠好的衣裳、一个一个不眠的夜晚垒起来的。
后来西安事变，汉卿被软禁。她抱着算盘和账本进了雪窦山，我抱着药罐和绿豆跟在后面。山上的日子很安静，她在前院翻账本，我在灶房看火候。她给纽约分公司发电报，我给汉卿熬药。我们没有商量过分工，但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有一次我把绿豆汤端到她面前，她喝了一口。
“太浓了。下次少放点茶叶。”
“好。明天我少放些。”
她继续低头翻账本，我转身回灶房。我们之间没有多余的话，但每一句都是真的。
沅陵那年，她在偏房里发现腋下硬块。是我下山找草药铺买的膏药，用热毛巾帮她敷。
“多久了？”
“八个多月。”
“为什么不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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