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符号和图形,却自有一套严密的逻辑。
“此等夷人,所图非小。”郭应聘在给两广总督殷正茂的密信中写道,“彼不急于传教,而先炫以奇技,示以博学,结交士人,俨然学者做派。 下官观其《万国全图》,于海道、疆域、风俗记载颇详,若为真,则我所知‘天下’,不过一隅。此等知识,若流传开来,恐淆乱人心,动摇根本。然其人所言历算,似与钦天监旧档偶有暗合,又精于器物,或……有可用之处?”
殷正茂的回复则显得更为务实和深思:“夷情叵测,不可不防。然彼既以‘学问’为名,暂可羁縻。可许其在肇庆建一‘仙花寺’(实为传教所)居住,但严禁私传邪教,所著书、所绘图,需经有司查验,方可刊印。彼等既有技艺,或可令其校勘本地志书、协助丈量田亩、乃至讲解西洋算法,以观其用。 若果有实学,于地方有益,则稍示优容,以彰我朝怀柔远人之德;若包藏祸心,则立逐之。”
于是,在官方半监视、半利用的微妙态度下,利玛窦一行得以在肇庆留了下来。他们极有耐心,绝不主动提及“天主”,而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汉语、研读儒家经典、结交当地文人雅士、展示西方科学与技艺之中。利玛窦甚至脱下黑袍,换上儒生的襕衫,以“西儒”自居。他的博学、谦和、以及对中华文化的真诚尊重(至少表面如此),逐渐打动了一些思想较为开明的地方士绅。他们开始与利玛窦往来,讨论学问,好奇地观看那些奇妙的仪器和地图,甚至有人开始跟随他学习拉丁文和欧几里得几何学。
知识,再次成为最有效的敲门砖。 但与林氏家族那种隐秘的、定向的“知识投放”不同,利玛窦带来的,是系统的、公开的、带着明确传教目的,但包裹在厚重学术外壳下的西方知识体系。这是一场自上而下(通过学术影响士大夫)与自下而上(通过奇巧吸引民众)结合的、更为堂皇正大的“文化渗透”。
然而,在利玛窦自己都未曾完全察觉的层面,另一股力量,正以更隐秘的方式,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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