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踰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致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凌侮，恨六也。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 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 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 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 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 初呼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呼伦启衅，惟我是眷。 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 ……”
这篇檄文，与其说是“控诉”，不如说是一篇政治宣言和战争动员令。它将努尔哈赤二十年来统一建州、吞并哈达、辉发、乌拉，与海西女真仅存的叶赫部及明朝的长期矛盾，系统性地归纳为“七大恨”，将自己描绘成被迫反抗、忍无可忍的正义一方，而将明朝定义为背信弃义、欺凌弱小、倒行逆施的邪恶霸权。“七大恨”的核心，是彻底否定明朝对女真地区的“宗主”权威，为努尔哈赤接下来公开、全面对抗明朝，提供了道义和法理上的依据。
“范先生，这檄文，如何？”努尔哈赤放下稿纸，目光炯炯地看着范文程。
范文程抚须沉吟，缓缓道：“贝勒爷此文， 条分缕析， 义正辞严， 将我等二十年来所受之冤屈、 所积之愤懑， 尽数道出。 尤其是将‘天’ 与‘共主’ 之说置于篇末， 暗示明朝无道， 已失天命， 而我建州顺天应人， 此乃画龙点睛之笔。 一旦颁布， 必能激励我八旗将士同仇敌忾， 亦可争取蒙古诸部、 乃至朝鲜国中对明不满者之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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