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七日，联邦政府教部的一间会议室里，一场被标注为“青少年神经认知技术应用专题研讨会”的闭门会议正在召开。
会议室不大，长桌两侧坐了七个人。窗外是初夏的北京，梧桐絮飘得到处都是，粘在纱窗上像一层薄雪。空调低鸣，桌上摆着七杯茶，没有人动过。
主持会议的是教部部长韩世清，五十八岁，在教部干了三十年，经历过三次高考改革、两次课标修订、一次全国性的招生制度重构。他是数学出身，后来转到教育政策研究，说话慢，每一句都像在纸面上演算过才出口。此刻他坐在长桌尽头，面前摊着一份薄薄的文件——《关于青少年神经认知技术应用于普通高中教育阶段的初步评估报告》。报告的封面上盖着“内部讨论”的红章，正文只有不到二十页，但附了一沓比正文厚三倍的参考文献和数据附录。
“今天的议题，”韩世清开口，声音不重，但很稳，“是这份评估报告。我们收到了来自十一个省市教主管部门的反馈，也收到了两所高校考试研究院的独立分析。问题的核心，在座各位都清楚——青少年侵入式神经接口。”
他用了“侵入式”这个词。没有用“介入式”，没有用“微创植入”，没有用那些科技公司宣传册上的柔软措辞。他说的是“侵入式”——这个词在教育部内部还没有统一用法，科技公司喜欢用“介入式”或“优化方案”，但他觉得事情应该先被准确地称呼，才能被准确地讨论。
“我先请赵委员谈谈。”韩世清朝长桌左侧第一位点了点头。
赵委员叫赵维之，六十一岁，国家教咨询委员会委员，曾是某顶尖大学的校长，退休后被返聘到教部的政研室。他头发全白了，但说话中气十足，语速很快，带着一种老派学者不习惯被反驳的底气。他摘下老花镜，没有看稿子，直接开口。
“我先说结论：这是一场灾难的前奏。”
会议室里没有人动。赵维之继续说下去，每一个字都咬得很重：“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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