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参与者之间存在信息差时，任何刚性配额都会被市场参与者通过未被监管的替代渠道绕过去。他的结论是：赋分制的核心不是“限制多少比例”，而是“如何设置一个可持续的信号机制，让家长逐渐不再把侵入式植入视为占优策略”。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不是卡多少人，是让所有人都不想抢。
他讲完之后，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然后贺明远开口了。贺明远坐在长桌斜对面，面前放着一杯没动过的茶。他今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衬衫，领口扣得很整齐，但眼睛下面有一圈明显的青灰色。
“周主任的分析很系统，”他说，声音不高，但咬字很准，“但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我们一直在讲怎么让政策更精细化、更可持续、更信号机制。可那个十五岁的女孩——她妈妈在网上发的帖子，在座各位应该都看到了。封装缺陷，细菌沿神经束上脑，做完清创人还留在医院里。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指标能确定，像她这样的孩子，将来还有有多少。”
会议室里没人接话。贺明远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来。“上次我在会上提这个病例时，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那句话说错了，场合不对，措辞更不对。我在此向各位做检讨。”他顿了顿，“但我今天不是来重复那个病例的。我是想问——我们做了这么多评估、登记、赋分、细则——我们有没有建立一套能在孩子出事之前拦住他们的机制？如果我们只评估不拦截，只登记不预警，那赋分制对那些已经躺在医院里的孩子来说，到底是一个公平的通道，还是一个收容他们报废梦想的文件柜？”
会议室里沉默了很久。有人在转笔。有人盯着面前的文件，有人一口又一口喝茶。韩世清注意到周启明放在桌上的手微微收拢了一下——不是紧张，是那种被问到正确问题时才会有的微妙反应。
韩世清没有立刻回应。他靠在椅背上，把面前的舆情摘要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是那个脑膜炎女孩母亲帖子里的最后一句话——“我们的手术记录是正规医院开的。芯片是他们推荐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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