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取出速效救心丸的药瓶。这一瓶是上周新开的，已经空了小半。他把药瓶放在桌上，没有打开，只是用手指在瓶盖上轻轻敲了两下。
这次会议可能会决定赋分制的未来。不是技术层面的微调，是方向层面的选择。他暗自思怵。过去几个季度，赋分制登记数据持续改善，退回率持续下降，手术增速持续放缓——这些数据他都能背出来。但数据的说服力在面对全球竞争压力时会打折扣。工信部那边一直在施加压力，孟正则上次在部际协调会上引用《少年中国说》的时候就已经把底牌亮明了。国政委那边也不会沉默——全球前一百家企业的义体渗透率摆在明面上，没人能假装看不到。
他把通知放回文件夹，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长安街上的车流在午后的阳光里汇成一条细长的河，每一辆车的挡风玻璃都反射着同一种光。他忽然想起父亲那本习题集的最后一页——“数学里没有真正的末位，因为总有一个解法的第一步不在统计中。”他把这句话在心里默念了好几遍，像是考试前在草稿纸上反复演算同一道题的解法。他知道自己在这个会议上不会沉默——不是因为想说，是因为有些话如果他不说，就没有人会在这个位置上说了。
会议前一天晚上，他坐在书房里，把赋分制从出台到现在的所有季度评估数据从头到尾重新翻了一遍。不是检查数据——这些数据他已经看过无数遍了，每一个数字的位置他都记得。是在温习一种节奏：临界阈值从理论推导到政策实践，从行政指令到法律条文，从赋分制到条例，每一步之间的间隔正在被压缩，而压缩这些间隔的——不是他的意愿，是全球竞争加速的压力。
他拿起笔，在便签上写了几行字——“守赋分制，即是守底线。赋分制保护的不仅是青少年，更是国家在技术竞赛中不丧失伦理自主性的最后防线。这条线一旦松动，我们追赶上别人的那一天，也是我们不再认识自己的那一刻。”
他把便签压在台历下面，站起来走到书架旁边。书架最上层放着一本旧得发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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